《學習時報》 2010年5月21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這表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是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打破封閉僵化和因循教條，堅持不斷創新，把我國融入工業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現代化的大潮中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實事求是，以人為本，重視民生，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實際需要出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采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擴大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實行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所有這些，構成對蘇聯模式的全面突破。打新時期一開始，鄧小平就是領導全黨從體制模式層次上進行改革的，一步步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的原則區別，這里著重指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對待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和如何構建新社會的問題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存在原則區別。

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后，它所實行的國內政策，“一般來說不是推行加劇階級斗爭的路線，而是相反，實行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斗爭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鞏固整個社會的路線，就是反對分裂社會的路線”，即“擁護國內和平” 的路線。（《布哈林文選》，上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295、343頁）布哈林在1923年10月闡述的這一重要思想，在當時曾得到俄共（布）黨內幾乎一致的贊同，這實際上是一條在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緩和階級斗爭、維護國內和平，構建和諧社會的路線。但是在列寧逝世以后，在此后一連串的黨內斗爭和社會運動中，斯大林采取了完全相反的路線，所以，發生了把大批老布爾什維克統統打成“人民敵人”，把大批干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加以鎮壓的事件，發生了連續不斷的清洗、特別是30年代的“大鎮壓”和戰后大規模“清洗” 的事件。盡管早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后，在新經濟政策初期，列寧就在《論合作社》中提出了把“工作重心”由大規模的階級斗爭轉移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方面，即經濟建設上來的問題。（《列寧全集》，第43卷，中文第2版，第367頁）但斯大林當政后，卻把階級斗爭嚴重擴大化。

在我們建國后最初20多年，毛澤東盡管在社會主義探索中做出了種種努力，但他并沒有完全認清斯大林這條路線的錯誤，所以，我們黨在1957年之后，實行“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黨內和社會上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和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措施，特別是發生了發動和進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鄧小平吸取了蘇聯和中國的深刻教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果斷地提出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一次全局性的撥亂反正，使黨的工作方針發生了戰略性的轉變。自黨的十六大以來，特別是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所有這一切，都深刻地總結了蘇聯和我國的歷史經驗教訓，是對蘇聯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一個巨大突破。

其次，在對待商品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存在原則區別。

按照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經濟落后的東方國家或者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半東方國家，應當利用商品貨幣和市場關系進一步推進生產力的發展。事實上，列寧早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就運用商品貨幣和市場的杠桿，用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其實就提出了商品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同時，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作為整個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是人類文明發展到相當階段的產物。對這一文明成果，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一概否定的，而是主張加以揚棄并為社會主義所利用的，甚至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基礎。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發動“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取消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隨而也取消商品市場，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資本主義，完全把蘇聯經濟納上了產品交換和計劃經濟的軌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極為僵硬的產品交換和計劃經濟體制，他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屬性，而將商品、市場視為資本主義的“胎記”。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論淵源，但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俄羅斯民族有著強烈的反商品、反市場關系傳統，這種傳統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國民粹主義所繼承。斯大林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作了僵化的教條的理解，一方面又繼承了俄羅斯民族的、后來又為俄國民粹主義所強化了的反商品、反資本主義傳統，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經濟的極為僵硬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在列寧逝世后蘇聯數十年的理論和實踐中，特別在斯大林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集中反映了出來。斯大林只承認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有限作用，只承認物質利益和價值關系對勞動者積極性的有限影響，嚴格限制它們在經濟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對利用商品貨幣杠桿，堅持認為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具調節作用，尤其不能擴大到生產資料范圍。斯大林的這一思想和以此為基礎的計劃經濟體制，一直貫穿于從30年代到戈爾巴喬夫改革初期。正是這種僵硬的計劃經濟模式在其發展潛力喪失殆盡后，使蘇聯經濟一直處于低迷停滯狀態而難于實現轉型。

鄧小平高瞻遠矚，正確地處理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辯證關系。他把市場和計劃看作一種方法和手段。資本主義既能利用“計劃”，社會主義也同樣可以利用市場。正是從這一創新理論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這樣，就找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既適應于中國具體社會歷史條件，也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無疑是對斯大林否定市場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發展觀上是堅持“民本”思想還是堅持“國家至上”（實質是“君本”思想），是堅持科學發展，還是“唯意志論” 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模式存在的另一原則區別。

在人民政權下，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從根本上說并不是對立的。民富則國本固，民窮則國本弱；國強而民氣旺，國弱則民心喪。但是，對于持國家至上觀念者來說，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無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國，則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則少取之于國。

俄國從莫斯科公國時代起就有強國主義傳統。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強大國家為目標，以國家主義為指導進行改革的。現在西方和俄羅斯學術界叫普遍持有一種觀點，認為斯大林推行的現代化，“繼承了從彼得一世改革開始的、專制主義的現代化事業”，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繼承關系”。（《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史中反映的俄羅斯》，見（俄）《祖國史》雜志2007年第4期，第150頁）實際上，從彼得時代起，俄國就有極端重視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傳統；而對民生是比較忽視的。

斯大林繼承了這一傳統，領導蘇聯走的是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在特定時期內，應該說這對蘇聯是必要的。但蘇聯對這樣的發展道路并未適時進行調整，而是將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長期化；不僅如此，問題還在于，蘇聯的重工業化達到了某種畸形，實際上帶有一種濃重的重工業軍事化的特征。國民經濟的發展一切圍繞重工業，重工業又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為了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投資，長期向農民征收“貢賦”，挖苦了農民；積累和消費比例嚴重失調，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資和生活長期保持在一種低水平上。為了發展重工業，嚴重忽視了對人民對糧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蘇聯1932―1933年嚴重饑荒時期，民眾缺糧，饑餓待斃，斯大林甚至在此時仍出口糧食，換取工業設備。50年代，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還匱乏得可憐，往往要為幾條肥皂和毛巾操心費神。80年代，彩電和錄音機已經風靡世界，蘇聯對這類民用品的生產還處在相當低的水平上，無論從質量和數量都嚴重不敷民眾需要。這種只顧國家不顧民生的經濟發展狀況，曾長期令蘇聯民眾怨聲載道。

蘇聯的工業化“趕超戰略”，也是違背實事求是原則，脫離實際，建立在“唯意志論”基礎上的。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任務，非但沒能達到斯大林調整了的超高控制數字，就連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沒達到。非但如此，工業發展速度反而從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蘇聯當年的工業化就以嚴重損失而告終。

蘇聯上述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國家在上世紀50―60年代有過切身經歷和體會，也因此吃過苦頭。鄧小平深刻總結了這一教訓，十分強調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事求是，要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發，要從民生需要出發。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以人為本，重視民生，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還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地科學發展。這樣，便以科學發展觀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內涵。這種以民本、民生、民需為指歸，以科學發展為核心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無疑是對蘇聯國民經濟片面以重工業化和重工業軍事化發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對蘇聯“唯意志論”的趕超發展戰略的突破，尤其是對斯大林那種國家至上、忽視民生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突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它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扎根于我國國情，具有時代賦予的鮮明中國特色。它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體系。隨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即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國家的實踐，這一理論體系也將不斷豐富和發展。我們堅信，這一理論體系作為當代中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將與我國國情更加密切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日益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感召力。